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长啸的描绘数不胜数，啸已成为中华文明中一种独特的审美风尚和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啸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多次提及啸。如《召南·江有汜》中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以及《小雅·白华》中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均展现了啸的悠久历史。
啸的本意是撮口作声，是为今天的口哨，与古代的口啸相对应。那么，古代的“啸”究竟指什么？《说文解字》对啸的定义是：“啸,吹声也。”这与啸的本意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除口啸外，指啸也是古人啸时常用的技法。东晋时期的王嘉在《拾遗记》中对指啸这一技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云有两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则啸声逾远。”除口啸和指啸外，也有人认为啸是嘶吼或者啸吼，在岳飞的《满江红·写怀》中有：“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词中的长啸显然与这一含义更相符。还有人认为“啸”是今蒙古族的民间音乐——呼麦。研究魏晋古文化的范子烨先生对这一说法颇为推崇。但由于“啸”这一艺术形式被时间的长河湮没，我们只能隔着历史的纱窗与这一神秘的艺术朦胧对望，并对其进行不断的猜测和想象。或许，“啸”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下代表的含义不尽相同。
一、“啸”与魏晋风流
纵观中国历史，“啸”这门艺术在各个时代都很受欢迎。《三国志》就曾记载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成公绥在《啸赋》中以逸群公子为开端，探究了啸的原因、啸的意境等问题。唐代文人孙广为探索啸的方法，探究善啸者的渊源、技法和特点写出了啸学专著《啸旨》。苏轼也在《醉翁操·琅然》中写道：“醉翁啸咏，声和流泉。”表达了他对啸的喜爱。但要说“啸”风最兴盛时期，就不得不提到魏晋。在魏晋风度和魏晋精神的影响下，啸在士大夫群体中广泛兴盛。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社会黑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士人遭受政治迫害的惨剧屡见不鲜，一时间人人自危。文人风骨也使得一些士人不愿意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受到重创，他们开始从精神层面寻求心灵的解脱。这种志向的转变促进了士人们忧患意识的发展，他们开始探索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个体意识不断觉醒。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形成放浪形骸、率性肆意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士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抒发情感的媒介。于是他们用“啸”来彰显个性，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啸”给予了魏晋士人心灵上的慰藉。因此，魏晋爱啸者众，蔚然成风。《世说新语》就记载了一众爱啸、善啸的士大夫。如《世说新语·任诞》：“刘道真少时，常鱼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充分展现了刘道真啸技的高超。除此之外，啸在魏晋文人的生活当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同样在《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在这里，王子猷以啸咏表达了自己对于竹子的喜爱与赞扬。而在《世说新语·文学》中啸又成为了士人灵感的启发——“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窥一斑而知全豹，可知这一时期啸深深的融入了魏晋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是魏晋风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阮籍啸声之韵：特点与渊源探析
在众多善啸的魏晋名士中，阮籍（如图1）可谓是出类拔萃。《晋书·阮籍传》就曾载：“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可见当时的文人名士对阮籍之啸是多么的推崇。阮籍的影响不仅限于魏晋时期，我们现代人也常隔着历史的烟云窥视阮籍长啸的影子。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如图2）中，阮籍身着长袍，坐于树下，手指弯曲置于唇边，吹指而啸。在画像砖中我们知道了阮籍常用指啸这一啸法进行长啸。除了阮籍的啸法，他啸声的特点在文献中亦有所记载。阮籍的啸声极富个人特色，在《世说新语·栖逸》中对阮籍啸声的描写是这样的：“阮步兵啸闻数百步”“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可见阮籍的啸声裂云穿石、铿锵有力，而这样富有特色的啸声，也更方便阮籍借用啸来传达自己激荡的情感。
阮籍的啸并非是渊源无自的。《世说新语·栖逸》记载：“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这当中就体现了阮籍与苏门真人的渊源，可见阮籍之啸曾受到苏门真人的影响。在文章中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和教、栖神导气之术都不能打动苏门真人，而阮籍的一声长啸便得到了他的回应，这又在另一方面体现了阮籍的啸技是多么的高超。除了苏门真人，孙登也可谓是阮籍的“导师”。《晋书·阮籍传》曾记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在啸这一艺术形式的帮助下，阮籍和隐士孙登成功进行了一次神交，他们用啸声交流彼此的内心世界，没有语言，也不需要语言。想必在这次交流中，阮籍也深受启发。
三、“啸”中见精神:阮籍啸的内涵与影响
身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与魏晋风度和魏晋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阮籍的啸，也一定程度的展现了魏晋时期的精神内涵。《世说新语·栖逸》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在面对司马昭时，座中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只有阮籍箕踞而坐，吟啸放歌。在古代，“箕踞”这样的动作是十分失礼的，甚至有侮辱人的意味。《后汉书》中认为：“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可偏偏如此庄重的场景，阮籍却以一种放浪形骸的姿态展现在众人面前。“箕踞啸歌”便是阮籍对于封建名教的蔑视与反叛。这里的啸，展现了阮籍的放纵与追求，也让我们看到，啸对魏晋文人内心苦痛的排遣作用。借助啸，文人士大夫们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压迫的批判。对于魏晋士人来说，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符号，更代表了一种更加通透洒脱、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追求与魏晋风度和魏晋精神，有着灵与肉的关系。它饱蘸魏晋士人在现实中的苦与痛、血与泪。士人们用啸声对抗人生的虚无与孤独，用啸声发出生命深沉的呐喊。
阮籍之“啸”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当时，它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文学发展和精神追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位于在当今河南省尉氏县的阮籍啸台（如图3），相传阮籍曾在此地吹啸。对此《太平寰宇记》中有所记载：“阮籍啸台在县（尉氏）东南二十步。籍每追名贤，携酌长啸登此也。”后世的许多文人游历至此，在这里留下了赞颂阮籍啸艺的诗篇，这些诗篇真切表达了他们对阮籍的仰慕和对阮籍精神世界的向往。唐代诗人包融在《阮公啸台》中写道：“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宋代苏轼也在此写下了《阮籍啸台》：“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除此之外贾岛、靳於中、吴绡等诗人也在此地写过类似的内容。他们将阮籍的长啸视为一种精神符号，并融入文学作品中。
除了在文学上的研究，阮籍长啸所蕴含的精神也在后世有所延续。其中比较突出表现这一点的是唐代的诗人王维。在人生经历上，王维与阮籍都在仕途不得志的时候选择了隐居，在人生到达了某一阶段的时候，他们有着近乎相同的人生困境，那就是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无法得到施展。同样的，也正是人生经历的相似，才让王维对阮籍有着强烈的认同。王维在诗文中曾多次引用阮籍。在《偶然作》其三中有：“孙登长啸台,竹林有遗处。”在《赠韦穆十八》中有：“与君青眼客,共有白云心。”除举例的诗文外，《哭祖六自虚》中的“竹林”。《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中的“长啸”“白眼”都与阮籍有关。可见王维对阮籍的钦佩和仰慕。在王维诗中，与阮籍长啸精神最为契合的当属《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与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意境上高度的相似。他们都在深深的夜晚借弹琴和长啸来表达自己的孤独与愁绪。那么，究竟为何王维要以阮籍来自况呢？唐代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写：“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正是因为受到了委屈与压迫，所以才要借助长啸来呐喊，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以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而这，正是阮籍长啸的精神内涵在王维身上的体现。而王维的长啸也是对阮籍长啸精神的一种延续。可见，阮籍之啸在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抗精神也随着他的啸声，穿过历史的河流，走进了许多文人的心中。
余论
阮籍之啸象征着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魏晋风度和魏晋精神，他用啸声构筑了一个深刻而绝妙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没有苦痛，没有压迫、没有血水和泪水的桃花源，当时和后世的文人志士都能够在这桃花源中获得与阮籍精神上的共鸣。它抚慰布满伤痕的心灵，指引陷入虚无的灵魂，它篆刻在文人骨头上，铭刻在文人的血肉里。阮籍用它卓尔独立的啸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时至今日，我们对长啸这一艺术形式仍十分的向往和憧憬。循着历史的潮流追溯啸的历史渊源，我们在魏晋时期邂逅了爱啸、善啸的魏晋名士阮籍。我们试图探索他的啸法、啸声以及啸所代表的精神内涵。而顺着历史的河流继续前行，我们不难发现，阮籍的长啸并不随着啸这一艺术形式的失传而变得落寞，反而随着历史的打磨逐渐熠熠生辉。
开封党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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