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早在舜帝时期，开封“汴东阳翟”（陈留）一带就有烧制陶（瓷）甄（瓦）的历史。东汉时期陈留人、大史学家圈称在《陈留风俗传》中说：“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编章胡俨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亦言：“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即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带领先民在开封陈留一带开始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自舜帝之后，开封陈留一直有瓷窑传承的历史记载。至北宋时期，开封陈留东窑的制瓷技艺已十分成熟。北宋文学家、诗人张耒（1054年～1114年）曾留下赞赏“东窑”的著名诗句：“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说明早在北宋官窑出名之前，开封就已有瓷窑存在，且瓷器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清代学者兰浦在其《景德镇陶录》中也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不仅印证了张耒对开封东窑的描述诗句，还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开封东窑的艺术特色和影响。此外，兰浦先生还特别在该书卷十“陶录余编”中言“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明确记述开封为中国历史上陶瓷的主要产地，即便是青瓷鼻祖的浙江，亦在开封之下，可见当时开封陶瓷产业的隆盛和其作品的影响。千百年来，开封民间一直流传着陈留东窑“八十一窑，七十二井”之说，对过去开封陶瓷业的光荣与兴盛不乏怀念和自豪。特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只东窑烧制的青瓷荷口碗，实物印证了古人关于东窑的历史记载，客观上再次证明了开封东窑的存在。这种制瓷业隆盛的气象，为后来开封北宋官瓷的创制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明代学者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时，在记述中国瓷土产地时，将开封列入中国瓷土产地名录，其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可见古代开封是瓷土的主要产地。此外，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编纂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涉及到开封瓷土，其言：“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现当代学者傅振伦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一书中考证认为“（官窑）其原料非常讲究，采自陈留、钧州等地”，对古代开封产瓷土予以肯定。 

官瓷创建于北宋宣政年间，宋徽宗因不满当时贡御瓷器有瑕疵且器型不规范等缺陷，为烧制出符合国仪之用的庄重礼器，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并遴选全国制瓷名匠，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创制。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记载了徽宗自置窑烧造官瓷这一重大的陶瓷历史事件。北宋官瓷虽与当时诸窑同地而立，但其非凡的地位,举国之力的投入,以及纳天下巧工的烧制技艺和深蕴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追求。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在很大意义上象征着皇权与皇室尊严。单从艺术角度而言，北宋官瓷珍稀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艺和徽宗个人杰出艺术才华双剑合璧的典范，凝聚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北宋官瓷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徽宗对中国陶瓷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而孤标傲世，光照天下，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定制的器型大多仿效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即以名古器为依据，复古仿古，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风格多追求宫廷的华贵和大气，故作品古朴庄重、雍容典雅，完全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体现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创作之上，更能彰显皇室的尊贵与奢华。 

北宋官瓷作品器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所使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主要供徽宗玩赏和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以文房四宝为主，其之所以能成一系列，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铺首、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型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北宋官瓷虽以“官”名世，归根而言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不但为徽宗亲自建造，其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杰出的艺术才能、蕴含着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他窑口不共的根本特点。再者，北宋官瓷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不仅极为讲究造型的规整和法度，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美学中“自然天造”的法则，更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其作品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琢，不镶不嵌，完全遵循徽宗的美学原则，将陶瓷艺术的美充分地融入平淡、简易和含蕴之中，体现的是“不饰之饰”的本质美。

 北宋官瓷造型古朴、浑厚又不失精巧、俊秀，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也正是区别其他瓷器种类且其他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北宋官瓷釉质如冰似玉的纯净和莹润，乃至其纯正、稳定和深厚的釉色，以及其独特的陶瓷美学意蕴，自创制以来，一直为后世陶艺家所仰慕。

 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北宋官瓷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经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碾磨粉碎，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以达到制瓷要求。此外，北宋官瓷为追求作品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是南宋诗人马祖常赞颂官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诗句的由来。以如此精工珍材制作的瓷泥拉坯制瓷或注浆成型，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他窑口自然不敢攀比。

 烧制过程中，北宋官瓷按器型要求，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加均匀，胎骨更为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的质感，抚之如缎似玉，攥之仿佛出油，器型也随之丰富。在火候控制和驾驭上，北宋官瓷也有其不传之秘，使用多次轻重不一的还原烧制方法，以及向以“神火”著称的“瞬间氧化气氛”的烧制方法为辅佐，使得用火恰到好处。在这种复杂的御火工艺烧制下，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微有下垂，内胎微露，产生了另一美感的“紫口”，而底部不上釉的部分由于气氛还原而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其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清籁幽韵，趣致拔俗，构成了北宋官瓷的独特风韵，绝响天下。当然，也正是基于其烧制工艺复杂和对艺术完美的追求，北宋官瓷向有“十窑九不成”之说。

 在釉色的追求与完善上，北宋官瓷也达到了一个很高水平，据相关史料和官瓷研究者考证，徽宗崇尚青瓷，对纯色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窑变出许多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可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中庸思想，故深契徽宗之意。

 北宋官瓷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北宋官瓷常见有天青、粉青、大绿、月下白、炒米黄、油灰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也有研究者认为，泛有青玉光芒的月白釉，乃官瓷釉色中的极品，徽宗尤喜之。因此，所谓官瓷釉色之上下，乃个人喜好而已，作品的玉质感，才是真正意义上官瓷品质的保证。官瓷在制作过程中，为追求厚重的玉质感，沾釉次数均在3遍以上。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近于或高于坯体的厚度，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因釉层的厚度而显得更为丰富。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极具魅力，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精灵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鬼斧神工，美至极致。且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

 北宋官瓷的传世作品留有不少乾隆帝的诗词刻铭，据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刻铭就达10余首，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北宋官瓷的钟爱，其中“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一句最为著名，将北宋官瓷质若青玉般朴和的光芒以及“纹犹鳝血”的开片艺术描述得非常到位，几乎成为一句概括官瓷艺术特征的口诀。再加上品鉴北宋官瓷窑变艺术的“紫口铁足”等独特风韵和神采的艺术变化，便构成了北宋官瓷精美典范的“龟背片、鳝血纹、紫口铁足、温润如玉”的基本艺术特征。北宋官瓷其格调高雅、平淡、悠远而又高贵，特别适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

 北宋官瓷因创制和生产时间极为短暂，不过十几年间，用料异常考究，制作又异常精细，故而产量极少，作品寡鲜，在当时即为瓷器中百求而不可得的艺术神品，民间更难得一见。后来金人入侵，北宋官瓷也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玉石俱焚，不复存在。经此灭顶的浩劫，能传之后世的北宋官瓷作品屈指可数，目前也基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亦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作为国仪之用的北宋官瓷，也是历史上唯一没在市场上流通的瓷器。即便是朝中的重臣、宰相等权重一时，富甲一方的文武官员，若想享有一件，也非赖皇帝赏赐不可，更遑论一般士族富豪了。故北宋官瓷向有“识的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用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尊贵和权势象征。清乾隆帝为此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历史地位和非凡气象。此外，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有“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语，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

 宋代以降，源于北宋官瓷独高的艺术品位和地位，历代王朝对北宋官瓷均有仿烧，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但品质稍差。乾隆皇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且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仿烧作品几乎达到乱真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家划拨巨额资金，投资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工艺。自1980年起，担负研制恢复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的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协作下，开始置窑进行项目攻关。1984年，经过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数年辛勤的努力，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得以成功恢复。为此，中国轻工业部组织全国古陶瓷专家召开“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对已恢复的北宋官瓷国宝级烧制工艺所烧制的作品进行鉴定。同年6月16日至18日，来自全国南北两派的古陶瓷专家莅临开封共赴盛会。这也是共和国有史以来为鉴定一个瓷种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整齐的一次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学者。鉴定委员会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叶吉吉 民、郭演仪、宋伯胤、傅振伦、李知宴、汪庆正、安金槐等来自全国的专家计34人组成，共同为开封用河南当地原料烧制出的作品作了见证。专家们认为，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现历经20多年来探索和研究，从配方到烧制，已取得了甚高成就，所研烧的作品，开始走入收藏家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北宋官瓷的大量制作一时还存在许多障碍，无法广泛惠益天下。自2010年开始，开封市国资委为谋求开封官瓷业的发展，将集创作、研究、制作于一体的北宋官瓷专业研发机构、新时期中国北宋官瓷的龙头企业——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纳入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开封宏达检测集团旗下管理，使得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前景。目前研究所拥有40余亩生产场地（厂房）及3座窑炉，形成了一定的研发和烧制规模，彻底改变了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跨向产业化道路。

北宋官瓷

（来源：《开封地方文化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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