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收藏高潮看开封在中国收藏史上的地位

引言

在中国收藏史上，曾经有过3次收藏高潮，第一次就出现在北宋。作为北宋都城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在收藏史上扮演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角色。

开封地处中原黄河流域，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建城史，先后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7个朝代在此建都，其中北宋在此建都168年期间，文化鼎盛，舟车往来，商贾云集，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北宋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是宋朝完成的；素有“书法四大家”之称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为北宋人；宋代词人1300多位，词两万余篇；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6位。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原帝都辉煌的文明，为收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开封所积淀下来的收藏文化年久厚重、流传深远。与这座城市以及相关朝代有关的传世藏品中，不乏品种稀少、工艺精美的传世之宝，被史学界和收藏界人士所推崇。北宋末年，由于皇帝宋徽宗的趣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之间兴起了雅玩之风。宋徽宗所收藏的古器物达6000多件，分别收藏于崇政殿和宣和殿。岁月的沧桑不但没有抹掉古城人的收藏热潮，反而逐渐形成愈加浓厚的收藏文化氛围，时至今日，开封古风厚重，宋韵犹在，收藏文化依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石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收藏活动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收藏家和收藏品。宋代之所以形成历史上的第一个收藏高潮，与当时诸如欧阳修、米芾等大收藏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宋代是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在宋徽宗等皇帝的倡导下，绘画艺术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风貌，与隋唐艺术成就相比，宋代的绘画题材更加广泛，从都市生活到农家生活，从肖像画到历史画，从大自然的瑰丽景色到细小的花卉、虫鱼，都有所表现。此时山水画和花鸟画得到大发展，出现了诸多画派，绘画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化。宋代成立的翰林图画院推出了一大批宫廷画家，进一步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宋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苏、黄、米、蔡北宋四大家，欧阳修、司马光、蔡京、朱熹、范成大、陆游、文天祥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法家。以哥窑为代表的北宋五大名窑的出现，使瓷器的烧制工艺大大提高。所有这一切，为收藏者丰富自己的藏品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收藏可以分为古今收藏、中外收藏、公私收藏几大类，这囊括了收藏的所有范畴。民间收藏一直是收藏的重要力量，综观历史上的3次收藏高潮，没有哪一次不是发生在民间。先是从宫廷收藏扩展至朝臣，进而发展到民间，形成了“全民收藏”的高潮，这是在宋代之前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北宋时期的开封具备盛世收藏条件

在中国数千年的收藏历史上，曾出现的3次收藏热潮，分别在北宋晚期、清代乾隆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第一次全国性的“收藏高潮”之所以出现在北宋时期，并以开封为中心，与那时“盛世”的形成和开封的繁荣不无关系。

我们先看北宋的社会状况，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有“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记载。再看其他方面，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北宋时期开封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根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开封城有居民261170户，442940口。宋代的“口”是指男丁数，即20～30岁为丁，并不包括妇女、少年儿童及老人，男丁数仅占全部人口的1/3。据此可以推断出，开封实际人口徽宗崇宁年间应为104万～130万人。

开封城也是文化中心。太学是最高学府，崇宁年间最盛时学生达到了3800人。太学之外，还有国子监、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府。

开封府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商业很发达。据文献记载，仅在政府登记的商贩就有6400余户，此外还有走街串巷的零销商人。城内有定期集中的交易市场，相国寺是做大生意的交易市场之一，每月开放5次，每次参与交易的商人已达万人，这里主要出售与生活有关的商品，如杂物、书籍、笔墨、字画、碑帖、药品、土产等。当时开封还是一座国际性贸易都市，日本、朝鲜、印度、越南、阿拉伯、南洋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是开封客商。

宋代的瓷器，是工艺美术品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品种，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可以说，宋代是“瓷的时代”，人们简称它为宋瓷。宋代瓷器烧制业很发达，瓷窑遗址在20个省、130余个县市内均有发现，大大超过了唐代的14个省、70余县市的分布范围。瓷器生产数量的急剧增加，为其质的飞跃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定、汝、官、哥、钧”等诸多名窑的出现。除五大名窑之外，尚有六大窑系之说，宋代陶瓷的胎与釉均薄如纸，有月白、粉红、粉青、大绿、油灰等色，造型极为优美，几乎成了当时收藏品的代名词。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赵炅首铸“太平通宝”钱币，常见的有铜、铁两种，其钱文有人认为是太宗御笔。现在发现的这种钱币几乎包罗了五金，计有金银铜铁等。宋徽宗早年继承兄位，崇尚书法绘画艺术，在位26年，共6个年号，曾亲笔书写了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等年号钱文，后世称这种御书的铸币为御书钱。作为一代君主，宋徽宗不善治国，但其御书钱钱文的精美，铸造技术的高超，为历代帝王所不及。作为收藏品的宋代钱币，一直为收藏者所珍视。

宋代诸帝的嗜好对宋代收藏文化的影响

宋代收藏文化繁荣的原因很多，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登上政治舞台，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繁荣，都是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而宋主好收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诸帝皆好读书，由此形成好藏书的习惯。

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7个皇帝150余年的收集，皇帝的收藏越来越丰富。宋太祖好读书、藏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宋太宗更嗜读书和藏书，他曾多次说：“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万机之暇，不废观书。丧乱以来，经书散失，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因此，他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在位期间曾经多次下诏求书。太宗还大建藏书馆，宋初三个藏书馆由于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宋太宗即位后，即下令再建三个藏书馆，并亲自作规划，建成后，共藏书8万多册。端拱元年(988年)，又置秘阁于崇文院，分三馆之书万余卷藏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增修秘阁。

真宗以后诸帝也保持了太祖、太宗的传统。真宗自谓：“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在东宫时，唯聚书为念。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今已类成正本，除三馆、秘阁外，又于后苑各存一本。”(《宋朝事实类苑》)咸平四年(1001年)，他曾下诏购求遗书。

在收藏书画方面，北宋之所以形成民间收藏高潮，与宋代诸帝对书画的爱好不无关系。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重视文士，其余诸帝均尚文抑武，大大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由此又带动了书画的收藏。宋王朝建立后，就设立翰林书画院，罗致各地画家。后周郭忠恕入宋，太祖任为国子博士。后蜀黄筌、高文近父子都随蜀主孟昶入京，宋初画院可谓网罗了五代末的主要画家。太祖平江南，除搜罗典籍外，也很注意搜罗名画，得50余轴赐给画院。太宗即位前就在搜求名画，得王齐翰的《罗汉图》。即位不久就下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画，淳化元年(990年)，他以古画藏秘阁，其中有顾恺之画、王维摩诘像、韩斡马、薛稷鹤、戴嵩牛、李赞华千角鹿、黄筌白兔。仁宗能画，常画马为戏，内臣多得之；徽宗更是著名画家，人物、山水、花鸟、墨竹，无不精工。他所搜集的名画倍于前朝，编为《宣和睿览集》，凡1500件；又将御府所藏绘画编为《宣和画谱》，所收画家达231人，作品6396件。他大兴土木，扩建画院，健全画院组织，以米芾为画学博士，设学谕、学录，学正，大兴画学。这位政治上的昏君，在画艺上堪与任何画家媲美，并用帝王的权力大大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钦宗亦能画，曾画《十八学士图》赐群臣。高宗的人物、山水、竹石画，亦有天然之趣。   

宋代书法艺术也很发达，形成了与唐代不同的风格。太宗遣使购募历代帝王名臣墨迹，编成著名的《淳化阁帖》10卷，为宋人和后人临书提供了极大方便。真宗、仁宗均工飞白，欧阳修、苏轼均撰有《仁宗御飞白记》，文同撰有《仁宗飞白书序》。神宗喜徐浩书，哲宗喜钟、王书，而徽宗则自成一家，即著名的瘦金体书。除了《宣和画谱》外，他还把御府所藏历代书迹编为《宣和书谱》。《淳化阁帖》至徽宗时，枣木版已滥，他命蔡京重刻《大观帖》，摩勒之精胜过《淳化阁帖》，为历代书家所推许。高宗也是书法名家，初学黄庭坚，继学米芾，后专学二王，颇得其风骨。

宋朝帝王一直保持着重视收藏的传统。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在统一全国时，南唐、后蜀、吴越诸国宫廷的法书名画，均作为战利品运往汴京，从唐末散佚了数百年的名迹珍品，又重新聚入赵氏帝王之手。赵光义对书画的收藏尤其重视，他即位之初便“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此后经历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神宗赵顼等150余年的收集，至宋徽宗赵佶，宋朝帝王的收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赵佶是北宋末年最大的古玩鉴藏家，他利用权势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各类古物，聚集最多的时候据说总数达数万件，他即位后在民间征集书画，以致“秘府之藏，冲串刀填溢，百倍先朝”。赵佶对皇室收藏做了大量的保护和整理工作，他还将宫内的旧藏重新装裱，并亲自题写画题和标签，世称“宣和装”。他还命令侍臣将宫内法书名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对藏品的作者简历、品名、数量等均简要记录，我们据此可知宣和内府所藏魏晋至北宋的法书名画共为7644轴，其中不包括赵佶本人的作品及画院的作品，如果加上后者，其收藏当在万轴之上。

在社会风气的驱使下，北宋兴起了饱学之士藏书、文雅之士好书画的风尚。以《资治通鉴》名垂后世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他本人藏书非常之丰富，在著述时还参阅了大量的国家及私人的藏书。他居洛阳时，曾购田20亩，建“独乐园”，内藏文史书籍万余册，又置“读书堂”，辟精善图书5000卷，还得神宗赐书2400卷，以资著述。他不但喜爱藏书，也极爱惜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他必设案曝书。阅读时则以空手捧书，藏书著书几十年，其书仍若手未触及一般。

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为了实施皇家最大的园林建设工程——艮岳，蔡京委派专人在东南江浙一带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花石到手后，多经水路运河，千里迢迢，运往京城汴京，十船一组，称作一“纲”。“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徽宗本人对此事的痴迷尤令后人惊叹。

北宋具备促进收藏活动的文化氛围

赵宋王朝尽管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在全国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就文物的收藏和研究而言，北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北宋宣和(1119～1125年)之后，宫廷收藏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营私偷窃，使不少藏品流散于士大夫和商贾手中。收藏之风由先秦以来主要作为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到宋代已演变为以玩赏为主要目的、以显学识高下的主要特征。当时的士大夫也竞尚收藏，出现了为世人所习知的欧阳修、赵明诚、米芾等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订其年代，辨别款识。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妙于翰墨的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藏，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

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知名的有刘敞的《先秦古器图》，欧阳修编著的《集古录》(十卷)，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编著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十卷)，王黼等著录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及《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均是重要的文物著述。当时文物的分类、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唐末五代有了印刷术，宋代刻书和编纂书籍成为风尚。宋代刻书的盛况，不仅超过唐和五代，后世的元、辽、金各朝也难以与其相比。宋代专营刻书的书坊、书棚遍布各地，形成了一个刻书印刷网。书出得多了，藏书也就多了，藏书名家一个个涌现出来，一家藏书数万计、十万计已不再罕见，中国藏书史从此进入“规模藏书”的新阶段。北宋的大型书籍编纂也很有成就，朝廷利用国家图书，组织编写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图书，质量都很高。北宋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崇文院，它沿用了五代的昭文馆、集贤馆、史馆，又创秘阁，形成了四馆，为北宋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北宋除了国家重视编纂和收藏图书外，私人藏书也很风行。比如住在春名坊的著名学者宋敏求，家有藏书3万卷，当时很多人为方便向他借书，纷纷搬到他家附近居住，竟使那里的房租高出别处一倍。宋初的另一位名人姚铉，藏书极富，且多异本。他曾组织书吏们将图书中的唐人文章抄写，再分门别类汇编成《文萃》100卷。

交通的便利和商业的发达为收藏活动推波助澜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自古水陆交通发达，享有“五门六路，八省通衢(pú)”之称，号称“水陆都会”。商业的高度发达和“人口逾百万”的“人气”资源，使民间收藏到达了历史上的一个顶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了，“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宋代大相国寺的商贸活动十分兴盛，是东京万姓交易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宋王栐《燕翼诒谋录》载，“东京相国寺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大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寺内商贾云集，交易活跃。《东京梦华录》详细地描述了大相国寺达一北宋京城大市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盛况：“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还说：“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在大相国寺万姓交易中，文人士大夫颇为活跃。他们有购物、售物者，有观赏游玩者，也有闲逛算卦者。但其买卖商品多为书籍、图画玩好和文房四宝之类。据朱弁(biàn《曲洧旧闻》载，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曾在这里买到一本宋代大史学家宋祁写的《唐史稿》手稿：“黄鲁直(即黄庭坚)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即宋祁)唐诗稿一册，归而苏熟视之，自是文章日进。”又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上官极……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著名诗人梅尧臣游相国寺买得翠玉罂一枚，赋诗云：“古寺老柏下，叟货翠玉罂。兽足面以立，瓜腹肩而平。虚能一勺容，色与蓝水并。我独何为者，忽见目已惊。家无半钟畜，不吝百金轻。都人莫识宝，白日双眼盲。”(见《咏汴诗选》)。他买得相当珍贵的翡翠酒器，喜不自胜，直笑别人不识宝。关于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游相国寺，质衣购买碑文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佳话。赵明诚也曾在这里买到过稀有的碑帖，在他去世后留下的《金石录》中，李清照补作后序记叙了这段往事。《后序》中云：“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北宋末年严重的闲官、冗官现象助长了收藏风尚的形成

闲官在宋初就产生了，而冗官在北宋中期才形成。闲官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冗官则是官僚体制恶性发展的赘瘤。北宋中期以后，闲官既是冗官的组成部分，又是缓解冗官矛盾的重要措施。

赵宋王朝是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地主阶级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涤荡，因此，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立国之初就比较尖锐。为使赵宋王朝长治久安，彻底根除“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分裂隐患，宋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缓和内部矛盾的措施，设置闲官就是措施之一。

公元961年，宋太祖就开始削夺石守信、高怀德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禁军将领的军职，同时许诺他们任意“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逐步使这些昔日的权威成为不务实事的闲官。另一方面，宋初为杜绝藩镇割据的重演，规定被征服地区的知州、通判都由中央派文官充任，这样，在存在不少闲官的同时，合格的地方行政官员又显不足，朝廷遂大规模地扩大科举，以满足政权建设的需要。宋太宗在位22年，科举取士4500多名；宋仁宗一朝十三举，先后取士1.45万余人。宋王朝如此大规模地选拔官吏，本是希望“但十得一二，亦可致治”(《石林燕语》卷五)，而结果却加速了闲官队伍的膨胀。

北宋中后期，冗官现象进一步加剧，本应裁汰冗官，限制仕进人数，但宋王朝却采取扩大闲官队伍的办法，以图缓和“官多阙少”的矛盾。其措施一是广设宫观，即祠禄之官，作为一种生活抚恤的措施而被大量授予；二是设置添差官，即正任之外加派的官员，绝大部分添差官完全不许参与政务；三是增设有名无实的闲散官职，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四是增加待次、待阙的人数，从仁宗朝开始，“朝臣待阙京师者甚众”。当时，“权奸柄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尤其是蔡京“除用士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于是，大观三年(1109年)官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宣和元年(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使许多朝臣无心于朝政，“闲官”有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用于玩赏风物，于是在古玩收藏上穷其心力、在把玩古物上耗费时间以寻求精神寄托，由此成为一种风尚，以致逐渐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群体，扩散到黎民百姓。

总之收藏的兴起直至形成热潮，与国家的富足、人民的安居乐业有着必然联系，所谓“盛世收藏”。北宋时期168年间相对而言战事较少，工商业发达，人口剧增，加之皇帝的收藏雅兴为朝廷和臣民仿效，尤其是北宋几个帝王的文人治国方略，使帝王将相收藏逐渐演变为饱学之士和文人雅士的文人收藏，以后逐渐扩展到民间，收藏文化由此发扬光大。文化的发展为收藏活动提供了条件，收藏活动又促进了文化的积累，于是到北宋晚期，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收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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