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开封：宋海亭与梁园春饭庄

民国时期开封一家大型餐馆——梁园春饭庄，这个名字很文艺，似乎在古代不少诗句中出现过，同时地域性很明显，既文艺又随意，低调奢华受人欢迎。梁园春饭庄的老板宋海亭是个有争议的人，原因是他曾在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干事，《开封市志》第三册说起他时讲：“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6月开封沦陷，原开封商会领导杜秀升等避亡西安，由汉奸商人梁园春饭庄经理原商会执委之一宋海亭出面维持，继而组成伪开封市商务会，宋出任会长……”宋海亭这个人经历很复杂，经历了清朝，进入民国后生意做得很好，开封沦陷后又当了遗臭万年的汉奸，但他给日本人做事的时候却注意维护开封商人的利益，关系很是微妙。

“众筹”开设梁园春饭庄

关于宋海亭的文献留存得很少，笔者从民国时期的报刊发现些零星线索，梳理出开封梁园春饭庄的大致情况。说梁园春饭庄离不开宋海亭，先说说宋海亭吧。《河南文史资料》有一段《伪商会会长宋海亭小传》：“宋海亭，冀南之南乐县人。幼为县署队勇，所职如现在县署之警备队，以工于心计，遂升队长，积资设一梁苑（园）春饭馆于开封，是为宋氏置身商业之始。宋善联络，当时调查馆业设备，以梁苑（园）春为第一，故宋氏乃小有声名。”这里面呈现的信息很重要，说明宋海亭籍贯是南乐县人，前清时代，曾经在县衙干过武警或者安保工作，后来因为会混，当上县警备队队长。民国之后，他在孙殿英部当过十多年军官，退伍后在开封开梁园春饭庄。利用“众筹”的方式，发行“酒席票”，共有70多人参与购买。这“酒席票” 是用木刻版印刷的，上面印有梁园春饭庄字号，两旁印有开票年、月、日、地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离不开请客送礼，梁园春饭庄发售“酒席票”，供顾客购买，作为礼物馈赠亲友。宋海亭按购票人出钱多少，在票纸中间用毛笔书写凭票取多少鱼翅或海参席若干桌、酒若干斤的“酒席票”交给购票人。购票人可用于送礼，也可在饭庄设宴，或由饭庄派厨师携带行灶到顾客家里做筵席。

梁园春饭庄就在鼓楼西跟前，位置极佳。加上宋海亭善于经营，饭庄每天顾客盈门。宋海亭先是担任灶君会（清末民初开封饮食行业的群众性组织）的会首，1927年12月，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灶君会依据法令改组成立馆业公会。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初，宋海亭被选为馆业公会会长。《开封饮食志》上册记载：“1931年～1932年馆业公会也曾与国民党政府作过斗争，如宋海亭当会长时曾抗交筵席捐，和当时的开封县县长郑康侯作过斗争，后各大餐馆被关押一人，宋海亭亦被押。一个星期后，抗捐失败，只好执行10%的筵席捐。”

关于这次抗捐，笔者在1932年5月的《河南政治》月刊发现了记载，根据开封馆业公会呈报：“筵席捐改为10%，请分别免征。又请照包缴办法，永不抽收客人分文等情。当经训令开封县政府查复，旋据先后呈报，此项筵席捐原系出自客人，嗣经商会及馆业公会调解，由各馆认定数目，每月照缴并无核减成分事情。应准照旧办理各事情。当经训令商会转饬遵照。”“又据开封馆业公会宋海亭呈请豁免，经批示，查此案前据财、教两厅议复，该县教款困难，此项筵席捐出之食客，与馆业无损，应准保留。”政府说等筹到了新的款项，以后可考虑豁免该筵席捐。因当时开封商会对馆业公会的抗捐斗争不支持，宋海亭公开骂他们说：“商会不叫商会，叫骡子行。”

沦陷时期的梁园春饭庄

1935年，梁园春饭庄迁到南书店街北头与河道街交叉口的42号原合生饭庄旧址，扩大了十几间餐厅。《河南民国日报》记载说，“设备精良，极合卫生”“内分中餐、西餐两部，另有礼堂一所，专备结婚喜庆之用，房间宽大，设备精致，各种食品，无论中西两餐，卫生适口，价亦低廉，为生活唯一之食堂”。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之后，奸淫掳掠，开封商会办事人员四处逃散，办事机构瘫痪，全城数以千计的商户任人宰割，有的倾家荡产，损毁殆尽。当时省会警察局南迁改编为省警察总队，“后由商会宋海亭等人组建开封临时警察局，外辖东、南、西、北、南关5个警察分局（《鼓楼区志》）”。

日寇侵占不久，敌伪的地方维持会、新民会等相继成立，这些伪组织的特务、汉奸到处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宋海亭当时帮助日本侵略者督促各商店恢复营业、组建临时警察局，受到日军特务机关称赞。商民为维护商户的利益，也想找一个能和敌伪打交道的人出任商会会长。当时宋海亭已50多岁，以粗中有细见称，他对日军向沦陷区商店提出的要求，有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常对日本负责人说：“我不替商人说话，他们不信任我，我想替你们出力也就不顶用了，商号关闭得多了，对你们也不好看。”他的话有时发生一些效力，所以各商店的经理们对宋海亭相当信任（参阅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于是商户们就推选宋海亭当商会会长、同章照相馆经理李秀峰为副会长，与原来常委中其他5人组成了维持会性质的商会。宋海亭既已选为会长，于是各大商号先后聚集会中，第一备白布袖章一枚，人书商会会员，为通行唯一之保障。第二则由各大商号集资送日寇慰劳物品，表示降伏意义（参阅1945年12月6日《中国时报》载禹鼎《开封沦陷记》）。“时日寇至商会，勒索供应，动辄以武力强暴迫胁，宋以曾任队长故，颇有胆力应付。日寇常向商会索款，宋拒之曰：兵荒之后，民鲜盖藏，如我宋海亭者，身为会长，罄其所有，难足千元之数，商户何有巨款可输？以故商界赖以少安（《伪商会会长宋海亭小传》）。”

宋海亭能当上会长，还有一层原因是他是青帮在河南的大头目。1940年，日本宪兵队头子高桥浩将中华同义会整顿、充实，作为宪兵队的外围特务组织，网罗青帮成员宋海亭（商会会长）、李秀峰（副会长）、周秀庭（警察局局长）、邢幼杰（新河南日报社社长兼新民会会长）、周伟呈（医药公会会长）等为主要负责人，高桥浩以顾问名义做总头目，别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青帮。宋海亭任组织处长，李秀峰、周伟呈任副处长，因为他们三人在青帮中辈分高，按帮规辈分低的须服从辈分高的，所以开封不少大掌柜、二掌柜或是跑外交的为不受各色特务的敲诈，都拜宋海亭为师父，作为靠山。

1939年，梁园春在商丘开设分号。1941年9月12日，宋海亭在日伪报纸《新河南日报》刊登《梁园春饭庄》广告云：“新聘超等厨师，改良夏季西餐。味美应时适口，每份经济价廉。座位清凉优雅，风扇设有十架。小吃格外公道，欢迎各界顾主。”

“宋直性径行，遇事少敷衍，日人乃藉故勒其停职。”1942年，副会长李秀峰接任会长，成为日军的一条忠实走狗，为日本侵略军筹粮筹款、捐献物资，不遗余力。宋退职后，常对人说：他在商会三年，被枪弹击中三次，脸上被人打过471掌，“余每受一掌即于卧室墙上记一符号，故得记其数目。如此遭遇，亦可告无罪于商界矣”。

宋海亭忙于商会，后来没有时间经营梁园春饭庄，这么好的一个饭店竟然亏损巨大。1943年，梁园春饭庄被改组成旅馆，他本人则单独到了许昌，去经营其他商业，也是不顺利，后来客死异乡。

分享到: